以文化生态学指导大运河杭州景区开发

作者:旅游景点

  以文化生态学指导大运河杭州景区开发 放大字体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2-08-15 作者:科潮网 浏览次数:1256474

□ 吴雪飞 徐云松 来源:中国旅游报·第一旅游网

  

国内旅游景区正经历新一轮的大发展,品质、品牌、业态成为关键词。尤其是目的地型旅游景区,近年呈现品质高、规模大、发展快、机制活的特点,涌现出一大批生态环境美、文化特色显、服务品质优、综合效益好、市场竞争力强的精品景区。

  

1400余年的京杭大运河承载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也是杭州城市发展的见证。作为最南端的京杭大运河杭州景区,至今仍保留着20个遗产点(其中有6个已列入申报世界遗产的遗产点)及一定数量的漕运功能区段,具有极高的观光游憩价值,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如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冲突、文化与资源和环境间协调不畅等问题。

  

杭州市自2003年成立杭州京杭运河(杭州段)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指挥部以来,大运河“综保”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随着“用文化软实力推动经济硬实力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完善,如何释放景区承载的悠久历史文化,使之成为驻地百姓生产生活及整个社会的一部分,并与景区及周边环境形成一体化的社会文化系统则成为一个亟需探讨的课题。

  

文化生态学理论与旅游开发

  

文化生态学萌生于美国,主要探讨人类文化与所处自然环境之关系。20世纪上半叶,F.博尔斯和A.克罗伯等人对北美土著民族印第安人文化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促进了文化生态学的诞生。50年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的《文化变迁理论》,阐述了文化生态学的基本理念,被认为是文化生态学诞生的标志。此后,R.内廷的《尼日利亚的山地农民》、R.拉帕波特的《献给祖先的猪》和J.贝内特的《北方平原居民》等著作的相继问世深化和拓展了斯图尔德的研究,为文化生态学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生态学”是文化学与生态学的交叉,其研究对象是“文化生态”。从应用角度看,它主要是借用“生态”来表示文化存在和发展环境、秩序和状态的关系,目的是表明文化现象同自然现象一样,有着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与条件,有着内在秩序和规律。在国内,文化生态学作为新兴学科,其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司马云杰在《文化社会学》中指出,文化生态“是从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异规律的一种学说。”陈淳《考古学文化与文化生态》阐述了文化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梁渭雄、叶金宝的《文化生态与先进文化的发展》指出“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的理论,这里所说的环境包括影响文化生存发展的一切因素,大体上包括外环境和内环境。外环境如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自然地理状况等;内环境是指文化范围内的各种不同文化,如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学派和不同地域的文化等。”

  

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主要为三个方面:一是系统观,即文化生态系统中诸多文化因子的生存和发展都与周围的生态系统以及其他文化因子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二是资源观,即“资源”是文化生态的源泉,包括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两大类,其中文化资源在生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三是环境观,即在生态学中,文化环境也是不容忽视的文化生态条件,包括人的主体需要、地域、风俗习惯、文化政策、经济水平和科技教育程度等。

  

文化生态学理论为旅游开发提供了理论指导,那就是,在后旅游资源时代或者说零旅游资源时代,旅游开发必须更加注重体现文化生态的多样平衡性、动态开放性、整体协调性等特征。所谓文化生态的多样平衡性,是指文化生态圈内不同文化群落间、文化资源与自然环境间及文化的生态过程中都存在差异,文化生态系统本身具有自我调节能力,但这种能力有一定限度,超过了一定的度,调节也就失去了作用;动态开放性是指文化生态系统与其环境间存在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会因其外部或内部环境变化而变化;整体协调性是指,文化生态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部分组成的,它具有确定功能的有机整体性,并且系统的整体功能不等于各组成部分的机械叠加,而是体现出一种集体效应,既有各部分的功能,又有各部分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新功能,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

  下一页

  本新闻共3页,当前在第[1]页[1][2][3]

关键词:以文

本文由黑玛旅游公司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

关键词: